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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贫困县良田被强征建官员“豪华别墅群”
时间:2008年09月25日 作者:未知 新闻来源:中国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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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十栋风格相同的小别墅


      红顶黄墙,白色绕栏,精巧别致的二层小楼,自成一家的庭院,数十栋风格相同的小别墅错落有致地沿着路边排成一排,一时让人以为走进了哪个度假村。9月22日,记者来到河南省商城县西城区,看到了这片传说中的国家级贫困县的“豪华别墅群”。


       “那是县四大班子干部的宅第。”当地群众告诉记者。别墅与周围有些杂乱的街道不大协调,却因其主人的显赫身份看上去尊贵典雅、与众不同。


       村民:这是县里最好的田啊!


       这片别墅的所在地原本是商城县鲶鱼山乡大碑村的土地。“原来都是良田啊,都被占了!”村里的王大爷惋惜地说。与别墅相连的,是一排排新起的现代化住宅楼,有的已经峻工,挂着“隆重封顶”、“欢迎认购”的条幅。记者走进别墅区对面的“新世纪花园”,从售楼处得知,这里房子的均价在1600元左右。


       村民是买不起的,只能望房兴叹。两年前,这些本属于他们的责任田,被强制以每亩3.3万元的价格征收,政府随后又将其卖给开发商。“价格至少翻了10倍”,村民们说。


       村民们告诉记者,这片土地本是县里最好的良田,有鲶鱼山水库灌溉,种两季水稻,旱涝保收,民间有句俗语:“商城县西大畈,哈巴狗不吃剩稀饭”,形容这里的富足。然而从2005年起,鲶鱼山乡数百亩的土地就陆续被征用,往日稻田飘香的丰收景象再难寻觅,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楼房。


       “从古至今农民免税头一回,农民种田,国家给钱,然而这样的幸福却与我们无缘。唉,曾经的富裕村庄,如今走到了乞丐的边缘。”王大爷是乡里的退休干部,说起近年来村里的变化,不住地摇头感慨。


       某村组组长王建泽(化名)告诉记者,征地的时候,多数村民都不同意,开村民大会的时候,政府摆了一桌酒席宴请村代表。酒足饭饱之际,拿出几张空白合同让代表们签字。“有些人迷迷糊糊也就签了,但多数人是明白的,没签。”


       不久政府便与村里签订土地出让协议,“不卖也得卖,他们是先礼后兵。”王建泽说,开工典礼当天,有些情绪激动的村民打出了“还我土地,我要吃饭”的标语。“当时把公安、武警、消防都调来了,冲突中有很多百姓受伤。”王建泽说,他们村组里就有一位组员的妻子受伤,在县医院住了好几天,花了两三千元,还是村组出的钱。


       王建泽从床底下的墙缝里拿出一份已经泛黄的上访信,有些颤抖地交给记者:“写了好几年了,没地方送啊!”


       村民告诉记者,现在还有许多村的土地陆续被征用,对面的蒙河村去年就刚卖了百十亩土地。


       县政府:原来是烂土岗,是县里的开发带动了地价


       但县里的说法却和老百姓完全不同。“那里原来是一片烂土岗,没水没电,路也不好,是最偏僻的地区,根本没人来投资。后来政府千方百计搞开发,想把这块的经济发展起来,就由县里四大班子(县委、县政府、县人大、县政协)工作人员带头认领土地,开发建房,后来慢慢繁荣起来。地价提高了,老百姓就嫌给的补偿少了。”商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曾宪忠对记者说。


       曾宪忠告诉记者,商城县经济比较落后,县城规模也很小,如何扩大城区建设、带动城乡经济发展,一直是困扰县政府的难题。“你看,我们现在的办公楼还是上世纪50年代建的,在整个信阳市也算是最差的,曾被省里有关部门认定是低危险房。而且办公楼和家属楼一直混在一起,就想着为县里干部改善一下住房条件,在城西建一些房子,把家属楼搬出去,把办公楼改扩建一下。”


       曾宪忠说,2006年,经国土部门批准,县里将城区几百亩地征为住宅用地,由四大机构工作人员自愿报名申请集资建房。按照曾宪忠的说法,西城区当时地价不高,但他们按最高的补偿价——每亩地4.2万的价格给农民补偿,至于为什么村民们说拿到的补偿款只有每亩3.3万元,“可能是被乡里或村里克扣了,这个就不清楚了”。


       曾宪忠说,西城区当时的地价每平方米只有173元,员工们认领的价格是175元/平方米,再加上市政道路建设的费用,买150平方米的地,要交200平方米的钱,所以很多人认为不值,“宣传部和统战部就没一个人要,县人大有人掏钱以后觉得不划算,退了9户”。


       真的不划算吗?村民们说,县里征地以后,转手就以高价卖给了开发商。曾宪忠说,由于认购的人不多,公务员住宅用地只占了50亩,其余的土地陆续以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,正是这些土地出让金,让政府有了资金发展经济,带动整个县的发展,“也才有了西城区的今天”。


       曾宪忠说,这里地价上升一方面来源于整体大环境的改善,包括县里经济发展,交通更加方便,尤其是去年沪陕高速和宁西铁路开通以后,大大优化了商城县的投资环境;另一方面,这几年县里对城西发展非常重视,集资建房的同时改善了市政道路设施,两方面因素加起来,使得这块土地的人气逐渐旺起来,由原来的无人问津变成了竞相购买。“这样,原来没认购的人觉得亏了,卖地的农民也认为补偿得低了,这两部分人开始闹事、上访,才形成了现在的问题。”


       “矛盾上升以后,县里很重视,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,严禁倒买倒卖,限制过户,逐步规范西城区房地产发展。”曾宪忠说。


       失地农民如何生存


       村民们告诉记者,由于大多数村民不同意卖地,村里的补偿款到现在也没全发下去,有的只是以“借”的名义领出些钱,按人头每人两万元。“有人说我们是刁民,想多讹点钱,其实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,我们多少钱都不想卖,土地是农民的根啊!县里土地本来就少,就剩西城这片良田了,他们还不肯放过,以每亩3万多元的价格卖掉。先不说子孙后代如何生存,这两万元还买不到两万斤大米,我们失去了土地,也就失去了职业,将来的日子可怎么过呀?”王建则说。


       “他们跟我们说土地是国家的,国家在需要的时候就要收回去。我们虽然不懂法,但也知道国家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几十年不变。如果说搞开发,能带动县里整体经济发展,我们也支持,我们就是想不通,祖祖辈辈耕种的良田成了官员的别墅,这是国家的需要吗?”一周姓村民说。


       记者初步算了一下,即使按曾宪忠所说的当时的地价——每平方米173元算,每亩地的价格是11.5万多元,远远超过了农民所得的3万多元,而此后农民想在新建的楼房里买房,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要100多万元,这对他们来说更是天文数字了。如今,他们只能居住在原来简陋的瓦房中,靠四处打零工过日子。


       “我们在电视里看到,中央一再强调要解决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,但我们失地多年了,根本没人管。”另一王姓村民告诉记者,当时征地时,政府承诺修建用工优先考虑本地村民,所以有些村民就用补偿的钱买了三轮车等,希望能在工地上找点活儿干。但后来施工方故意刁难,恶意压低价钱,最后没几户做成的。


       王大爷告诉记者,后来县委、城建局等出面和施工方协商,请有车的十几户人家吃了顿饭,每人给了1000多元,算是“买断”了,今后施工方没有义务一定要用本地村民做工。“虽然给的钱只占做工的1/10,但村民们没办法只好同意了,没想到,这竟然是一个陷阱。不久那十几户村民纷纷被拘留,有的还被判了刑,定的罪是‘敲诈勒索’,还说农民是黑社会,这真是比窦娥还冤啊!”


       这时一位妇女眼眶湿了,她的丈夫就是因此入牢,被判刑半年,前几天刚刚出来。


       曾宪忠对此表示,政府当时确实照顾失地的农民,优先用工,但他们抬高价钱,自己把事办砸了。“基本上是过路就收钱,男女老少人人有份,不给钱就采取锁车等极端行为,有的还跟施工方起了冲突,公安局才出面维持秩序,拘留了几个人。”


       “其实我们就是想找点活儿干,没有地,又不让干活,还怎么活呀!”那位妇女抹干眼泪,轻轻说了一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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